越洋5堂課,向Kingston學「高效率管理」 《數位時代雙週》總主筆/王志仁

金士頓(Kingston Technology)檔案成立時間:1987年創辦人:杜紀川(總裁)、孫大衛(副總裁)營業內容:組裝並銷售記憶體模組總部所在:美國洛杉磯芳泉谷工廠所在:美國洛杉磯、台灣新竹、中國上海、馬來西亞檳城 。
2004營業額:24億美元 2004稅益純益:1.2億美元 員工人數:2400人
特殊榮譽:連續五年上榜《財星》雜誌美國百大最佳雇主


在充斥少年英雄和一夕成名的科技行業,六十四歲的杜紀川和五十四歲的孫大衛這對「歐吉桑」,已是人瑞,先天就難成為傳奇故事的主角。聽他們談起經營理念:「重視信用」、「公平對待彼此」和「建立長期關係」,就像翻開二十年前的國中《公民與道德》課本,完全沒有暢銷企管書那種創新名詞的吸引力。

但是,他們花十八年時間締造了「金士頓傳奇」,一家位於美國洛杉磯郊區的公司,連續五年蟬聯美國百大「最佳雇主」(best companies to work for)。只有二十四家美國企業達到相同成就,這表示金士頓和英特爾、聯邦快遞(FedEx)屬於同一個聯盟。

大器晚成的平凡創業家

當世人提到科技圈的創業搭檔,首先會想到惠普的惠烈和普克,雅虎的楊致遠和費羅,最新的則是Google的布林和佩吉,這三組人都來自史丹福大學,都在矽谷成名,都是被一再謳歌的傳奇,可望而不可及,成功因素當中摻雜太多時機成分,難以被複製。

相較之下,杜紀川和孫大衛的經歷則像是隔壁鄰居。兩人並非一開始就選擇「創業家」這個身份,而是受雇做著自己也不知為何的工作。他們在台灣長大,與多數人一樣,經歷升學壓力而飽受壓抑的慘澹年少,以及報禁、髮禁、舞禁、黨禁和宵禁,還有「國際新聞等於美國新聞」的單調時代。他們沒上過史丹佛,也未創新任何科技。即使人生當中偶然獲得一次意外之財,卻也在一年內賠個精光。

那又怎麼樣?在一趟絕望的公路之旅懸崖邊,兩人對著海上落日聲嘶狂吼,立志討回公道,回家後捲起袖子打拚仍是好漢一條。

大器晚成,註定他們不會成為高峰論壇上的主講者、手按Power Point被閃光燈圍繞,卻反而讓他們沈澱下來,對人性和世事有更多理解,並揉合儒家的「人之初,性本善」和「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」,與資本主義的「效率、效益、利潤極大化」,形成獨特金士頓哲學。

融合儒家精神與資本主義

儒家講求人我關係和倫理,重視不同身份個體之間的對應方式,以及個體和群體的關係,從「利他」出發,許多研究論述都認為這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石頭,與資本主義的「利己」概念相違背。儘管這種結論過於簡化又武斷,卻被廣為接納。

但是,當資本主義進一步被簡化為每一週、每一月和每一季的財報數字,並對應到交易所跑馬燈上股價變動的另一組數字時,員工、客戶和供應商,甚至老闆自己都不會甘心。

於是,鐘擺擺到另一邊,我們看到金士頓。金士頓從不裁員、不對客戶落井下石、不剝削供應商、堅持股票不上市、不向銀行貸款借錢、不賺本業以外的錢,所有企管教科書上談的經營績效、財務槓桿和多角化原則,它都不符合,但是供應商信任它、競爭對手佩服它、員工喜歡它,金士頓以二七%的占有率,雄踞所在產業第一名,大幅領先第二名的八%。「金士頓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企業,」排名第五的台灣宇瞻科技DRAM產品處處長羅雪茹說。

「在價格下滑,當大家都不進貨的時候,金士頓還是向供應商大量進貨,而且有辦法不虧錢賣出去,他們對於價格掌握非常好,」排名第九的創見資訊發言人張達文表示。

員工年產值科技業第一

別以為金士頓是犧牲利潤成全名聲,它可是連續十八年都賺錢,而且每一位員工年產值高達一百萬美金(約三千三百萬新台幣),是美國五百大企業平均的三倍,更是新竹科學園區平均的五倍。平均一位金士頓員工,一年幫公司賺進一百六十萬新台幣稅後淨利。

公司則以慷慨的「民胞物與」精神,發獎金感謝員工。早在一九九六年,金士頓就以發出一億美金年終獎金一戰成名,平均每位員工分得八百萬新台幣。

利他,反而利己;利己,也連帶利他,這種例子在金士頓比比皆是。「我為什麼對員工好?我也是有私心的。你對員工好,他就會專心把事情做好,你就減少查核和責罵的工夫,就不會生氣生病,對自己的健康也好,」孫大衛強調。

當管理概念已多如牛毛,「四個象限」、「五力分析」和「六西格瑪」再難帶來更多啟發時,你會發現,金士頓通往高生產力的方法,竟是如此簡單有效。

Lesson 1. 建立做生意的稀有Credit
不要一次把18年的錢賺足,這樣你才能18年都賺錢!

記憶體是大起大落的科技產品,除了謹慎掌握每次景氣變動,金士頓最大的秘訣是把「晶片」行業當成「人」的行業,在客戶賠錢時能不吝小賠,如此在客戶賺錢時,才能豪爽地大賺……。

五十四歲的孫大衛,每天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迫不及待到公司上班。他大多在十點左右進辦公室,迅速處理完事情後,就到各個座位串門子,或者蹓達到外面連結兩棟樓的天橋中間去抽煙。

這一天早上十點半,他的煙癮又犯,卻沒帶打火機,就順手向坐在吸煙區對面的同事借火,對方熟練地遞過來,「David(孫大衛的英文名字),你留著用,我有多的。」

在一陣吞雲吐霧後,兩張凳子上的四個人閒聊告一段落,似乎達成某種共識,然後各自起身回到辦公室。天橋上也有非吸煙區,零落地坐著聊天的人,喝著來自旁邊自動販賣機裡的熱咖啡和冷飲。

中午過後,六十四歲的杜紀川進到辦公室,秘書馬上拿著幾份文件向他報告,杜紀川聽完很快給了指示,然後打開電腦工作。過一會兒,他起來走走,看到幾位同事在討論事情,就湊過去打招呼。

「John(杜紀川的英文名字)本來有自己的辦公室,我硬是把他拖出來和大家一起坐,免得產生自閉症,」孫大衛笑著說。

以人為核心的經營哲學

十八年前,他和杜紀川兩人在洛杉磯郊區的芳泉谷(Fountain Valley)創業,組裝並販賣記憶體模組,從家庭小生意開始,一路做到去年年營收二十四億美元,市場遍及全世界。到今天,家庭氣氛仍然是金士頓的特色,辦公室內經常笑語如珠,每位員工座位旁都掛了一塊牌子,寫著「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加入金士頓這個大家庭」(I joined the Kingston family in……)。

發跡於美國西雅圖的星巴克(Starbucks),是近年來全球成長最快的咖啡連鎖店,但它的核心哲學卻不在咖啡,而是在「人」,創辦人舒茲(Howard Schultz)的經典名言是:「我們是在人的行業裡侍奉咖啡,而不是在咖啡的行業裡侍奉人(We are in the people business serving coffee, not in the coffee business serving people.)。」

金士頓的哲學和星巴克如出一轍:建立家人般的信任和互利是核心,晶片只是副產品。金士頓和全球九大DRAM廠都有往來,向他們採購一顆顆如指甲大小的晶片,再把晶片組合成一個長條的記憶體模組,賣給個人電腦製造商,放到他們的電腦上。

銷售記憶體模組是單純卻吃力的工作,因為晶圓廠一方面賣晶片給金士頓,另一方面自己也做記憶體模組,「等於即合作又競爭,但金士頓始終拿捏的很好,讓你一直想和他做生意,」台灣DRAM大廠茂德新事業發展本部副總經理林育中指出。茂德的母公司茂矽原本就和金士頓做生意,因為合作愉快,茂德成立後也供貨給金士頓。

晶圓大廠供貨的第一順位

DRAM是高度標準化產品,不同廠家之間差異極小,使得DRAM在市場上的流通性極高,就像黃豆、鋼材或石油,價格容易因缺貨而哄抬,也容易因過剩而崩盤,同樣產品一年內價差十倍是家常便飯,DRAM廠不是大賺就是大賠。

因為價格波動劇烈,客戶下單到晶圓廠之後,經常取消,「上個月下了單,等到這個月DRAM價格再跌,他就回頭取消上個月訂單,改下到這個月,就是想賺差價,把損失丟給我們承擔,連全球前四大電腦廠都會做這種事,」林育中指出,「但是金士頓從來不會,一次都沒有。」除了信守承諾,金士頓支付的價格,通常都比市場行情稍好,讓晶圓廠放心和它做生意,即便在市場價格大幅滑落,「客戶都拚命剝削你的時候,它也不會是出最低價的,」林育中說。這種雪中送炭的情誼,晶圓廠感受最深刻,等到市場缺貨價格飆升時,金士頓總是在他們優先供貨的名單上。

「當晶圓廠大賠時,你不要讓它賠太多,你跟著賠一點,當他大賺的時候,你再比他多賺一點,」孫大衛強調,「重要的是,你不要一次把十八年的錢賺足,這樣你才能十八年都賺錢,否則很快就出局。」

從一九八七年成立至今,金士頓每一年都賺錢,關鍵在於建立長期關係。「就是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嘛,這些道理每個人都知道,但就是做不到,」孫大衛說。有著類似英文翻譯名字的孫大衛,其實是個道地台灣眷村長大的小孩,眷村那種融合各地文化而產生的包容和豪爽,在他身上非常明顯。

以同理心建立長期關係

日本軟體銀行創辦人孫正義在一九九六年入股金士頓,付十五億美元取得八成股份,同年底金士頓就拿出一億美金發給員工當年終獎金,平均每位員工分得八百萬新台幣。孫正義實際到位資金只有十二億美金,剩下三億美金因為手頭吃緊而未付,孫大衛知道後主動放棄索討。

此外,在二○○四年總統大選後,藍綠雙方為驗票僵持不下,包含驗票費用如何支付都有歧見。曠日廢時的對峙,賠上台灣的國際形象,性急的孫大衛實在看不下去,乾脆帶頭捐出一億新台幣做驗票費用。

反應在生意關係上,當晶圓廠想認識電腦公司,直接和他們做生意時,金士頓不但不避諱,還幫忙介紹,因為孫大衛清楚,對客戶來說,金士頓的價值並不是來自獨家供貨,而是交期準時和品質;而對供應商來說,金士頓和他們維持長期關係,雙方都有好處,爾虞我詐只會讓合作變成一次性,長久下來反而付出的成本更高。

回過頭來,晶圓廠也會投桃報李,當金士頓下單後,如果發現其中某一種晶片在市場上賣不動,金士頓可以把它取消或減少數量,轉而增訂其他晶片的量,前提是維持訂單金額不變。「我的邏輯是寧願在其他產品小賠,也不在賣不掉的產品賠錢,」孫大衛說。等到晶圓廠有某種晶片庫存過多時,金士頓也會幫忙多訂,即便賣到市場會小賠。

此外,由於電腦零組件的價格下滑快,電腦製造商一般都採取「零庫存」(just in time)生產方式,需要時才訂貨,供應商大多在附近有物流中心或發貨倉庫,以就近供貨。如果遇到電腦製造商下急單調貨,會使得晶片的運輸和倉儲成本增加,這部份費用,金士頓也會幫忙晶圓廠分攤。

以無形資產贏得高市占率

這些做生意的細節,都不會在合約上白紙黑字寫下,甚至連口頭承諾都沒有,而是來自雙方長期合作而建立的默契,這種默契也不會呈現在資產負債表或損益表上,卻讓金士頓能夠悠遊於變動劇烈的記憶體模組市場,贏得生意,也贏得尊敬,成為真正贏家。金士頓去年在同類型記憶體模組公司中,以二七%的占有率蟬聯第一,大幅領先第二名的八%。

金士頓成立之初,曾有一位《洛杉磯時報》記者去採訪,並預言這家公司做不到兩億美金,因為他不看好這種家庭式氣氛的組織,以及個人電腦的成長性。幾年後,金士頓已超過兩億,這位記者又去採訪,非常訝異,改口說做不到十億,結果還是看錯。

這位記者只說對一點:個人電腦的確會飽和,記憶體模組也是,但是和人有關的生意,卻永遠有成長空間。

Lesson 2. 慎思「股票上市」
堅持股票不上市,經營員工與客戶關係最重要!

金士頓曾經發給員工一億美金獎金,資助破產客戶度過難關,使公司內外的員工和客戶關係穩當紮實,沒有一個競爭者比得上,孫紀川指出:如果上市,這些策略一個都做不到……。

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這七個字,對許多人而言只是一句在古裝劇裡偶而聽到的台詞,但對杜紀川和孫大衛而言,卻是如假包換的生命體驗,價值勝過萬金。

一九八六年,杜紀川四十五歲,孫大衛三十五歲,幸運之神前來敲門。一家電腦公司收購他們創辦的第一家公司,兩人各分得一百五十萬美金,開始退休生活。正好孫大衛有一位朋友是股票經紀人,他們便把錢交給這位朋友做投資,日子過得輕鬆寫意,一直到隔年的十月十七日。

跌落谷底,百萬富翁夢碎

那一天,美國股市崩盤,他們的投資在一天內化為烏有。「經紀人打電話告訴我們,錢全都賠光了,我根本弄不清是怎麼回事,幾百萬美金怎麼會一天就沒了,」即使已過十八年,回憶起當天情景,杜紀川仍然歷歷在目。

一下子從百萬富翁被打回原形,對於久居洛杉磯的兩人來說,簡直就像由他們擔綱主演好萊塢的驚悚劇。為了怕家人擔心,他們回家根本不敢提這件事,之後每天仍按時出門,裝成沒事,但是心裡比誰都急。「我覺得對不起杜紀川,」孫大衛尤感內疚。

就在悔恨與徬徨情緒交錯下,兩個星期過去,他們再也按捺不住,開車由洛杉磯北上,到舊金山找一位朋友,商量看看有什麼事可做。這趟旅程就像好萊塢典型的「公路電影」,帶著不安和憧憬上車,希望找到生命出口,只不過這回握著方向盤的,不是片中常見的輟學青少年或私奔情侶,而是兩個破產的中年人。

進舊金山市區之前,有一段倚著海岸線的懸崖路段,視線非常開闊,這時正好是黃昏,太陽將落到海面上,「畫面很漂亮,」孫大衛回憶。他把車停在路邊,下來面對大海,心中非常感慨,所以走回車子叫杜紀川一起出來看。這一刻,兩位身高超過一百八十公分的大男人都很沈默,什麼話也沒說。

突然間,一個念頭浮上孫大衛腦海。「跟著我喊,」他激動地拉扯杜紀川,「總有一天我們會賺回來。」

「總有一天我們會賺回來,」兩人一起大聲喊。夕陽餘暉、海天一色的畫面,緊接著的不是「劇終」兩字和演員名單,而是二部曲的開頭。

東山再起,與客戶搏感情

從舊金山返家之後,他們以杜紀川家裡的車庫為據點,捲起袖子再次創業成立金士頓。孫大衛設計產品,杜紀川負責銷售。剛開始,所有客戶都在電話上聯絡,為了談判取得上風,彼此都吹噓自己的公司規模有多大,卻從未見過面。

有一次,一位法國客戶和杜紀川敲定採購項目和數量後,等著杜紀川提出付款條件,但是杜紀川沒有提,而是直接叫快遞把貨送過去。「沒有叫對方開信用狀或付訂金,並不是因為我有自信,而是我完全無知,不懂得該怎麼做,只知道對方在電話上的聲音很親切,」杜紀川解釋。兩天後,客戶收到快遞,非常驚訝,從此和金士頓做了十多年生意。

二次創業讓孫大衛和杜紀川思考,除了賺錢,工作還有更多意義,比如公平對待彼此、信任別人並贏得信任、以及獲得快樂,畢竟錢可以來得快去得快,但屬於人性的價值會保留下來。「我們從一無所有開始,沒什麼好再輸的,」杜紀川強調。當然,他也遇過「奧客」,但是比例極低,「十個客戶有九個半都是誠實的,與其花時間一天到晚查核,不如和你信得過的客戶長期合作,大家都獲利。」

一九九七年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時,一位泰國客戶向杜紀川坦白,他已經破產,無力償還欠金士頓的貨款。杜紀川記得這位客戶的信用紀錄良好,而且金士頓過去和這位客戶往來賺了很多錢,所以決定繼續出貨給他。「我想像他坐在那裡無助的樣子,我自己當年也經歷過,很需要別人幫助。」金融風暴過後,這位泰國客戶的情況改善,把積欠貨款付清,從此成為最挺金士頓的死忠夥伴。

豐收結局,珍惜可貴人性

這種和客戶搏感情的作法,看在每天盯緊獲利數字的華爾街分析師眼裡,簡直不能理解,企業不賺錢就該是罪惡,那怕是踩在別人身上賺錢,也比不賺錢好。杜紀川堅持股票不上市,因為上市勢必要改變公司文化,「我不相信人生價值是追求每一季或每一年的績效一定要成長。」

聽起來像好萊塢另一種長銷的「成人童話電影」對白?杜紀川和孫大衛無意再被類比為任何角色,反倒是更像執鏡的導演,讓故事順著他們的想法演出。多年來,他們一直想找機會回去,捕捉那個傍晚在懸崖邊上的畫面,感謝那兩個放空自己的中年人,讓他們到頭來收穫最多。

Lesson 3. 用高EQ的人才
人盡其才,謙卑勝過MBA

在「善待員工」和「創造業績」這兩者之間,金士頓如何兼顧?從選人開始,「我們看重他的常識和個性,這是裝不來的,」杜紀川強調。他和孫大衛都非來自名校,多年經驗讓他深信:是「個性」而非「能力」,決定了最終成敗,成功是來自團隊,而非個人。

Lesson 4. 「時間差」的一級管理哲學
別開會了,趕快行動!

金士頓最著名的管理特色,就是「速度」超快──十分鐘就可做一個決策。在接受《數位時代雙週》專訪時,杜紀川和孫大衛都強調:「越級報告」和「越級管理」不但在金士頓司空見慣,甚至連組織架構都只有一級,這就是賺「時間差」生意的成功關鍵。

Lesson 5. 心手相連的企業文化
Have Fun,生產力解放!

老闆和員工之間毫無隔閡,是金士頓能累積許多資深員工,創造知識生產力的竅門之一。杜紀川自己就和員工一齊組了一個爵士樂隊,成為洛杉磯橘郡最有名的企業文化傳奇……。